法律管辖的边疆也即是反歧视案件中司法审查所能达至的边界。

（2）在《地方组织法》里赋予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独立的决定权，中央政府的决策涉及地方事务的应当以法定程序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实际上这是许多领域的政府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地方认为中央立法不适当也应该允许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诉。《地方组织法》第5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是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笔者认为，具体的完善对策有四： （1）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确立经济和社会治理中构建央地商谈和协作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承认并保护地方的合法利益。这种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支持、缺乏规则预期和程序透明的央地博弈，[1]既凸显了当下房地产调控个案中央地关系的严重失衡，也是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整个央地关系的缩影。面对紧迫、重大的调控需求和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产业实际情况，要严格保证和准确评价特定的产业调控措施是否科学、合理，确实有违调控本身的客观规律。

从广义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等均属于此范畴。参见吴丽华：《营改增新题：央地分成难题已解，地税何处去》，《华夏时报》2012年4月28日。而在司法实践中，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在多个司法案件的判决中均表示，在对行政行为所提起的司法上诉中，法官可以对一个行政法规的合法性提出附带性审理。

[8] 因此，行政主导体制的确立是基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的考虑，但行政权独大又必然会带来行政权运行监督的不足的问题。此外《澳门组织章程》还规定，澳督的立法权包括三类：一是共享性立法权，即没有明确保留给葡萄牙主权机关或澳门立法会的立法权力。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和健全对行政权的监督，澳门特别行政区还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社会监督。如果领导人员如不遵守或不完全遵守上款的规定，以致影响已采取的政策或其执行，可被谴责，且不影响倘有的其它责任。

调查权是依照《澳门基本法》第71条第8款，由立法会在行使第71条规定的前7项职权时，如有需要，可传召和要求相关人士作证和提供证据。首先，对行政权的控制与监督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保证行政主导体制的稳定与规范运行，司法审查权的行使同样也是基于这样一个目的，因此不可能发生影响行政主导体制的政治价值、有损于行政主导体制正常运行的情况发生。

有利于香港的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有助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第四，从澳督与司法机构的关系看，依据《澳门组织章程》及相关规定，澳督代表葡萄牙总统对澳门进行管治，所获授权虽然广泛，但并不包括司法权。二是局限性立法权，即须经澳门立法会事先许可、或在立法会解散后行使的立法权。[2]刘倩：《行政主导的形成基础》，载《一国两制与澳门特区法制建设》，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年出版，第177页。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立法权是从属于行政权、并且为行政权服务的，行政权构成了香港政制下的权力中心，而港督则是行政权的中心。[12]郭天武、陈雪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法规立法监督问题研究》，载《科学施政与制度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年出版，第69页。港督作为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权力核心，其全部权力来自于宗主国英国，而且核心部分是行政权力，从而形成了以行政主导体制为核心集权政制，并且通过对人事权和立法权的控制而更加强化。澳门特别行政区对行政权监督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特点，适应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和法治发展的要求。

特别行政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及现实原因，采取了以行政主导为核心的政制模式。[21]徐静琳：《行政主导的澳门模式及其成功实践》，载《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10周年文集》（1999-2009），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134页。

另一条是确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与立法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司法独立。未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明确司法机关对行政法规违宪审查的职权和程序，将为行政法规的进一步规范化和体系化发挥重要作用。

尤其是澳门特别行政区， 但同时，由于行政主导在客观上形成了行政权一权独大的事实，在实际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按照基本法的要求，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是立法会的一项重要职权。因为在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之间,行政长官是一个连接点,起到承上启下、上通下达的作用。因此，适当地增强立法会的制约功能，避免形成配合吸纳制约的格局，寻求配合与制约功能的最佳组合，是行政主导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应该实现的根本目标。虽然从总体上说这种以配合为主、融监督于配合之中的做法，适应了行政主导体制的要求。[8]陈弘毅:《行政主导概念的由来》,载《明报》2004年4月23日。

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继续保留行政主导体制，既是基于一国两制方针，也是维护特别行政区政制稳定的需要。立法会的调查权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实现过程或结果进行监督。

[5]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办公室编：《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10周年文集》（1999-2009），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继续保留行政主导体制，既是基于一国两制方针，也是维护特别行政区政制稳定的需要，但这种体制强调的是行政效率，但如何适应民主的问题就日益凸显出来。

当然，这种体制的渊源还是英国在殖民地的政制模式，因为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总督来实现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自然也不例外。

这就促使政府从促进行政与立法的良性互动的角度，高度重视并且认真对待立法会议员的质询，以更好地履行向立法会负责的职责，接受立法会的监督。是一国两制下地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模式。[17]因此，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法规的监督，是加强行政权监督与控制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古今中外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对权力的监督与控制是法治的基础与保证。

因此，这种体制与其说是行政主导，还不如说港督主导更切合实际。其次，从澳督的权力范围看，澳督仍享有最大化的权力范畴。

正如有论者指出：如果过分注重配合的一面，立法会就有可能成为橡皮图章，无法发挥现代议会应有的政治功能。这一模式体现了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的特点，适应了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的要求。

三是专属性立法权，即明文规定保留给总督的立法权，一般与公共行政的组织和运作有关。其次，在制度上，要不断探索、完善现有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1] 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必然使得行政管理具有更大的权力，但主导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可以超越法律的规范，行政权的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并根据《基本法》的要求，接受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监督。[19] 其次，打造阳光政府，推进政务公开。对领导人问责方式主要有公开谴责、告诫、免职等，由行政长官做出。无论是立法主导还是三权分立制度,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当然，由于行政主导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特殊性，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在如何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控制等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由于行政主导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特殊性，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在如何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控制等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批准或否定立法局的法律。这也是立法机关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有效方式之一。

[9] 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特区立法会的职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项是立法会的基本职能，即立法职能，包括制定、修改、暂停实施和废除法律。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对现行行政主导体制下行政权的运作实践进行检讨，在肯定其积极方面的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